當一個工人得的工價，遠低於他們應有的工資水平，連基本生活的開支都捉襟見肘，人的尊嚴何在？不要跟我說四五十年代的低下階層如何窮得有尊嚴！他們沒有選擇，因為當時人人都窮，社會貧富懸殊未有現在的嚴重，更重要的是多勞多得，有向上升級的願望。現在隔代貧窮，肯做也得不到半斤八兩！「如果一個社會在其積極立法時，加以輕視，或拒絕承認這些權利， 無異是損害自身的倫理合法性。」明顯政府在這一次事件上，沒有正視工人現有的實際狀況，沒有履行她應該行使的權力，做了一個大不良，繼而讓各大小商人做小不良，在用膳時間、合約細則等地方，做出剝削工人的劣行。
不是我們要逄政府說的我們反對，而是社會的和諧和發展，政府是有其主導的角色，在日漸內地化的政府建制之下，官商共治(勾結也太低層次了！)，當我們仍然能夠發聲的時候，我們何不向政府說不！？
德國牧師馬丁尼慕拉牧師(Pastor Mantion Niemoller)，在說過這樣一段話:
「首先他們對付猶太人，但我沒作聲，因為我不是猶太人。
然後他們對付共產黨人，但我沒作聲，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。
然後他們對付工運者，但我沒作聲，因為我不是工運者。
然後他們對付我，這時已經沒有人剩下來為我說話了。 」
